這感覺真奇妙。兩天前我在本學期第一堂的時尚理論課上，聽見小虹老師以三件近來她的切身觀察為例，說明「時尚」（fashion, la mode）在這堂課的定義下，為何是充滿時間感性，充滿歷史物質性作為基礎的概念。除了《歐蘭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服裝設計，和機械複製時代象徵人物 Andy Warhol 的 "out of fashion" 之外，山寨手機所體現的「全球在地化」以及製新的生產機制，也是其中一例。
課後，我雙眼發光地向一起聽課的怡君學姊說：以前，總是在報章雜誌上看見老師辯才滔滔、見解精闢的文章；剛才在課堂上，我們卻見證了老師建立問題意識、發想文章、醞釀研究題目的過程。（而剛才，在中時電子報上讀到老師發表的文章，感覺就更不一樣了！）
這樣的經驗，讓我知道，原來，從觀察、到批判，從舉證、到論理，都是有跡可尋的；而有脈絡有步驟可依的事，便不可能一步登天，而要按部就班，其仰賴的，也絕非天才本能，而是辛勤耕耘。這發現，讓身為坐在台下，對老師的滔滔不絕，時常感到敬佩讚歎不已的我，大受鼓舞，覺得自己應該也有能力向老師學習，以後要作和她一樣的事情。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深刻感受到老師對於她所想、所教、所寫的東西所擁有的無比熱情；她的學術和她的生活，如同日夜，如同海天，看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偷渡互濟的情形，卻時常發生，使得兩者之間的疆界，模糊不清，曖昧不已。
這樣的經驗，更令我重新開始思考，「研究生活」對我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
近來，外文學門好像常為了文學研究（Literary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究竟誰為正道傳統，誰為旁門左支，進行著大大小小裡裡外外無解的爭論。而一直以來，我在中山所受的訓練，令我自豪的，是紮紮實實的「文學訓練」；選課時，我雖從不排斥如電影研究之類的課程（中山這種課開得很少就是了），但也沒想過要把它當「正職」，要是同時有「二十世紀小說選讀」和「電影同志史」之類的課衝堂，我是一定會把小說選讀列為優先考量的。
然而，這個學期，從星期二劉亮雅老師的「現代主義美學與政治」到星期三黃宗儀老師的「性別、都市與文化」再到星期四張小虹老師的「時尚理論：從後現代到後殖民」，日復一日，我好像離文學研究越來越遠，靠文化研究越來越近。
聽了一星期的課後，新學期的課表，已然成形。而我已經可以想像玉珍老師和淑麗老師看見我的課表時，會有怎麼樣兩極化的反應。
可是可是，如果說「研究生活」作為「生活」方式的一種（比方說，有別於「玩樂生活」、「當兵生活」），這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特質，或任務／目標，不也就是要來「研究」生活嗎？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我們還可不可以胸有成竹地說小虹老師，或是我這學期的選課模式，是不務正業，是誤入歧途呢？
《異議文化》山寨是生產機制的速度革命
－張小虹 中國時報 2009/02/21
現在市面上有「名牌手機」（國際知名品牌）、「白牌手機」（名不見經傳的自創小品牌）、「山寨手機」（沒有品牌卻抄襲名牌手機的外觀設計）與「超級名牌手機」（像是穿了Prada的LG或是穿了Armani的三星），但不論它們是平價、低價、廉價還是天價，它們都是「魚目混珠」的「雜牌軍」。
此話怎講？如果我們還記得在八○年代叱吒風雲的類比式行動電話，體積龐大、重量驚人，但一隻Motorola的黑金剛，從裡到外，從上游到下游，從外觀設計到科技研發，都是Motorola一手通通包辦，百分百「血統純正」，你不會在Motorola的手機裡，找到Nokia的零件 組。但在當代通訊科技的超速變革中，不僅類比技術已成昔日黃花，就連一條龍式的生產模式也早已灰飛湮滅。於是名牌機與白牌機用的可以是同一組晶片，而名牌機與山寨機也可能採用同一組鏡頭、同一款電池或同一型面板，其中最大的關鍵，正在於手機生產「核心技術 」的消失。換言之，昔日的「高科技」門檻已不再，生產山寨手機可以像生產假錶一樣，只要買進晶片組（主機板與軟體已整合），配上電池、手機外殼，就可組裝完成。現今「彈性資本主義」強調零件化、組裝化的生產模式，讓所謂的原版／拷貝、正牌／雜牌、珍珠／魚目的二元對立判別系統徹底失效，名牌機、白牌機、山寨機與超級名牌機共同形構了科技商品的「雜牌連續體」，全都參與不同程度的組裝與整合。
所以在面對最新一波有關中國大陸山寨機的系列報導時，我們大可不必以台灣晶圓廠乃「大陸山寨機之父」自傲或自卑，也不須立即跳入保護智慧產權的道德立場加以斥責，而是可以好好認真思考山寨機的出現，究竟傳達了晚期全球資本主義的何種訊息？何種特色？何種徵候？其實山寨機告訴了我們很多事情，有老掉牙的，像是生產成本與售價之間的巨大差距，讓山寨有機可趁火打劫，也有新生事物，像是新的時間感與速度感。一般當我們談到手機的時間感與速度感時，慣性思惟總導向手機的設計與功能是否酷炫時髦，待機時間是否夠常或上網速度是否夠快。但山寨機的出現，卻是告訴我們同一支手機裡可以有二十四種時間，三十二種速度，當一切組裝可再微分拆解時，換顏色不換材質，換畫素不換鈴聲，用A牌的外殼搭配B牌的觸控式螢幕再加上C牌的鏡頭，讓「組裝」的速度與「變裝」速度相競爭，讓速度從傳統相對比較下的快與慢，重新界定成一種差異化過程，而越能做差異化微調的，才是最快的。
而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山寨機是最快的手機。山寨機不僅可以將名牌機的售價，直狠狠地砍去一個零，更可以將一般名牌機從研發設計到宣傳上市所需的一年時間，直狠狠地砍成一個月，而其中所採用的還可以是用「點餐」方式勾選的各種特殊功能、下單量身定做的正廠晶片與軟體。而此特殊功能的考量，更讓山寨機成為「草根性」最強的手機。哪一個國際名牌手機會貼心考量不同地域、不同階級的使用模式，但山寨機絕對因地制宜。像大陸山寨機獨有的轟天雷，機背裝有七個大喇叭，正是為了讓農民下田工作時，可以放在田埂上待機。中國大陸以十年的時間，跳躍了西方百年的電訊基礎建設，直接進入無線手機的時代，整個村子可以沒有一座有線電話，卻可以農民人手一機，而一向為城市白領階級貼身攜帶的名牌手機是完全無法處理這種特殊狀況的，但山寨機能、山寨機敢、山寨機向前衝。
這不是說山寨邏輯可以對抗資本主義邏輯，而是說山寨邏輯乃資本主義邏輯的一種內在加速度變形，難怪山寨機總是可以比正牌機搶先上市，比正牌機還要「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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